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作者SDRF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近日合办了第196期上海发展沙龙，上善资本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夏春先生作了题为“从贸易冲突到秩序重构——美国的困境与中国的韧性”的演讲。他指出，当前全球化进入停滞甚至逆转，特朗普加剧了保护主义趋势，但美国的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与分配不公而非贸易逆差。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但被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债务不断膨胀与美元信用下降是其最大隐患。中国经济大转型，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一带一路对外合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接下来应该进一步确立财产保护，支持中小企业，激发经济活力。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过去50年是中美经济变迁的关键时期
正如美国前财长耶伦说的，美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在50年前种下的。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将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通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加入WTO等关键节点，实现了经济腾飞，特别是制造业产出在2010年超过美国，名义GDP一度接近美国75%。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曾经担心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但结果是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中国的70后这一代人经历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跨越，是人类历史上最勤劳最幸运的群体，见证了中国迅速发展的奇迹。夏春在2001年出国时，国内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经济与科技发展领先中国50年，而现在海外媒体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领先美国50年。益普索在今年4月17日发布的全球民调显示，49%和4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中国和美国对全世界产生正面影响，中国获得的支持率在这项持续11年的民调中首次超过美国。
二、全球化进入停滞甚至逆转，特朗普加剧保护主义趋势
全球化的关键里程碑包括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的自由化政策、1991年苏联解体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些事件共同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6年特朗普当选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停滞，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下降，对外直接投资（FDI）显著减少，资本流动放缓。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提议将使得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14.5%，而实际宣布的对等关税使得平均关税上升到25%左右（对中国之外的国家暂停90天），超过1931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20%的水平，该法案当年虽未直接引发大萧条，但延长了危机。当前的高关税可能带来类似风险。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将持续，特朗普的“随时威胁全世界”的策略是历史的某种必然，中美贸易战不仅是双边冲突，而是全球化退潮与经济秩序重构的体现。
三、美国高关税的学术逻辑与政治动机存在矛盾
特朗普经济顾问米兰在其报告中的核心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与政治化倾向，违背事实与数据。他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归咎于中国完全是误导。第一，米兰认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导致美元高估，造成贸易逆差，建议贬值美元。但数据显示，美元强弱与逆差无直接相关性，逆差主要由经济繁荣（消费增加）或衰退（逆差缩小）驱动，美元走强时逆差可能缩小，走弱时逆差可能扩大。第二，米兰支持“中国冲击”论，称中国出口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200万。但多项新的研究显示仅30万-55万制造业工人在2001-2010年受到影响（随后中国冲击不再存在），且非制造业就业因中国低价商品降低成本而增加。2001-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600万，大部分源于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及自动化，而非主要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复旦大学魏尚进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商品降低美国非制造业成本，增加就业与收入。米兰其他关于向外国资本征税或者延长美债偿还周期的建议，均会对美国及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破坏。总之，美国渲染“中国抢走工作”，“中国储蓄造成美国泡沫”，放大“中国威胁”叙事，中国需以学术研究回应批评，用数据拆解美国所谓关税逻辑背后的政治动机。大量美国学术研究成果发现中美贸易增加家庭福利，而贸易战降低福利。我们应该在中美谈判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四、美国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与分配不公，而非贸易逆差
美国经济面临危机的根源不是贸易逆差或美元储备地位，而是19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扩大与工资停滞，特朗普的政策未能解决这一核心问题，反而加剧不平等。数据显示，美国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增加，美国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但美国家庭净财富增加，可惜底层并未受益，凸显全球化主要惠及资本而非劳动阶层。
1970年以来，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美国男性和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享受了实际收入增长，而其他阶层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基尼系数不断攀升，美国成为全球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企业利润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而工资收入占比下降，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在发达国家不同族群45-50岁的男性里，唯独美国白人出现死亡率上升现象。反映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危机，特朗普利用这一社会不满上台，但其关税政策将显著增加穷人消费成本，因其支出多用于日常消费，而减税主要惠及富人与企业。美国服务业的平均小时工资高于制造业21%，工人不愿从事低薪制造业，导致常年30-50万制造业职位空缺，反映了经济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美国的真正问题是分配不公，而非贸易逆差，特朗普将中国作为替罪羊是政治策略，掩盖了国内结构性矛盾。
五、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但被金融资本控制
一度流行的“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说法并不准确，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仅比历史最高点低5%，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国。但是，如果无法解决金融资本控制导致的效率低下与成本上升，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效果有限。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中国占32%），美国仍有较强的技术优势。2018-202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增加20万，而非农就业增加1150万，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均享受了与中国贸易带来的就业与收入增长。特朗普的贸易战未显著促进制造业回流，与全球对抗得不偿失，他的对等关税更多是谈判策略而非经济理性。特朗普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改进制造业的短板，美国产品的高定价使其总产值保持高位，但金融化导致了资源的错配，美国经济服务化与金融化是结构性问题，制造业回流难以改变这一趋势，特朗普政策并未触及这一根本问题。
六、美国的债务危机是其最大隐患
美国公共债务从里根时代的几千亿美元激增至现在的36万亿美元，债务绝对值增长从水平增长转向“垂直上升”趋势，这是美国经济的最大隐患，威胁美元储备地位并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美国贸易逆差与外国人持有美国净资产高度重合，若特朗普减少逆差，外国人将减少购买美国资产，过去十多年的美股美债美元三强势头将遭遇逆转（其中美债已经连续四年下跌）。近期台币、港币、人民币、日元、韩元等亚洲顺差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元美债价格走跌后，亚洲金融机构增大对冲操作，都反映了全球对美元资产信心的动摇。在美元武器化与美国债务不断扩展的背景中，黄金价格从2016年启动上升趋势。特朗普政策加剧财政赤字，难以控制债务增长，而外资对美股与美债的减持提示了市场风险。巴菲特虽相信“美国例外论”，但也并未抄底美股，反映了市场的谨慎情绪。美国若债务危机失控，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中国需要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配置，防范美元走弱与资产波动的风险。
七、中国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就，接下来应更多支持中小企业
中国自2018年以来从房地产主导转向工业与科技投资，完成“大转型”，在《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目标上取得94%进展，展现了全球领先的韧性。2018年起银行新增贷款从房地产转向工业，支撑科技与制造业发展。中国企业韧性十足，贸易顺差从2018年的350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1万亿美元。成功转型使中国在先进科技与高端制造业领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中国在一带一路取得的显著成就，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有效应对美国的关税压力。
但夏春也提醒，经济大转型过程中，房地产，金融等具有高就业特点的行业面临较大压力，国内消费疲软，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夏春认为管制过严与过度支持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建议放松管制，更大幅度地支持中小企业，以释放民间活力与潜力。通过分配改革来提振生育，平衡消费与生产。IMF数据显示中国中央政府负债仅26%，为G20最低，具备财政刺激空间。中国人勤劳且富有竞争精神，但过度竞争与缺乏产权保护会导致企业缺乏安全感，企业倾向短期逐利，建议中国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增强产权保护，让企业的创富动力“细水长流”。
夏春提醒美国重构世界秩序维持霸权地位的努力，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破坏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中国应该抓住近期在国际上软实力显著提升(例如益普索的全球民调)的机会，在发展好内循环的同时，继续向全世界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综合来说，中美两国应该认识到彼此的经济与社会失衡是各自独特制度的产物，相互指责与错误对比只会加深矛盾扩大分歧。通过加强沟通与对话，并且承诺在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解决失衡，则有利于达成合作，建设更健康的全球分工与贸易。
